Global History Narratives in Historical Fiction: On Yueyue Wenren’s Amber
Zhang Xiang
Abstract
This essay examines Amber as a significant experiment in narrating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history through a global historical perspective. Departing from the family- and place-centered narratives common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ical fiction, the novel follows its protagonist across shifting transnational networks linking China, the Soviet Unio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Zhang Xiang considers how migration, revolution, espionage, and globalization reshap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lives and historical forces, while also examining the novel’s distinctive treatment of political conviction, national identity, and personal agency.
歷史小說中的全球史敘述 —— 關於聞人悅閱《琥珀》
張 翔
與近年來學術研究的全球史潮流相呼應，當代中國長篇小說創作中的長時段現代歷史敘事的空間視野也出現了向全球史轉變的跡象。自1980年代中後期以來，中國當代小說創作中存在著一個一直在持續、但長期被忽視的重要潮流，即在一部或系列長篇小說中致力於敘述長時段的現代中國歷史，可以稱之為“重述二十世紀中國”的潮流。從茅盾文學獎這一中國最為重要的文學獎來看，自1988年第三屆以來，近半作品都是此類創作，例如陳忠實的《白鹿原》、王安憶的《長恨歌》、阿來的《塵埃落定》、莫言的《蛙》、格非的《江南三部曲》等。十九世紀末以來中國歷史的長程敘事，好像當代中國作家展開「競賽」的一個場域，小說家們得在這一領域拿出重要作品，才能夠對得起自身的努力和這個時代。以往這類作品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將視野放在中國的內部。雖然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進程與全球其他地區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繫，但很少有長篇小說作品在跨國情境中敘述現代中國歷史。聞人悅閱的《琥珀》（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9年）是率先在此一方向進行嘗試的長篇小說創作，將當代中國文壇的隱秘「競賽」帶入了新的層面。
聞人悅閱成長於內地，在美國獲得電機工程學士及金融碩士，近二十年在香港居住寫作。她對兩岸三地的歷史與現狀都有深入的了解，在歐美多有遊歷，在文學之外，對法律和財經等領域的情況也頗為熟悉。這些積累，為她在全球史視野中敘述近百年歷史變遷提供了重要基礎。
家族-地方史的淡出與跨國網絡的凸顯
《琥珀》的敘述架構頗有野心，主角的選擇和敘述架構的設計別出心裁，勾連了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中諸多重大問題，例如邊疆民族問題、共產國際的跨國合作問題、二戰及冷戰時期的大國關係問題。這些都是以往長篇小說創作中較少涉及的題材和問題，但聞人悅閱在類似“長河小說”的架構中突破自己此前種種名之為“小”的敘述，將大量有關邊疆民族問題與跨國關係尤其是中蘇美三國關係的討論置入敘事架構中。
小說人物有虛有實。主角莫小嫻是虛構人物，她是清代蒙古王公的後裔；對其生命歷程有重要影響的伴侶、民國時期回族將領馬仲英則是實有其人的現代著名人物。小說中也提到了盛世才、佐爾格、冀朝鼎等諸多現代史中的人物。這種寫法讓小說帶有較強的演義和傳奇的色彩。莫小嫻的父親和舅舅在外蒙追隨蘇聯參加革命，但他們都死於蘇聯在外蒙的肅反。莫小嫻在母親故去之後，孤身從外蒙前往新疆，投奔家族故交、在哈密有商舖的津幫商人安氏，在途中結識蘇聯在中國西北的外交官員康斯坦丁諾夫，並因其迅速學習外語的天賦而被康斯坦丁諾夫有意招攬於麾下。同時莫小嫻偶遇和愛慕剛在西北起事不久的少年將領馬仲英。在新疆期間，莫小嫻與馬仲英成為情侶，並試圖透過康斯坦丁諾夫幫助馬仲英爭取蘇聯的支持，以在與盛世才爭奪新疆治理權力的鬥爭中獲勝。蘇聯選擇支持盛世才，馬仲英落敗之後，與莫小嫻一起遠走蘇聯。莫小嫻在蘇聯受訓成為特工，曾參與共產國際在遠東的諜報網絡的行動，在佐爾格領導下工作，與中共著名地下工作者、長期在美國活躍的學者冀朝鼎及其戰友相熟。二戰前夕，莫小嫻試圖脫離蘇聯諜報網絡前往歐洲，因此與美國在歐洲籌劃情報工作的人員產生交集，直到戰後，她仍然與蘇聯、英美、中國的相關人員保持聯繫，成為中國與美國之間保持聯繫的「橋樑」。一位曾接受過她的幫助、之後參加美國原子彈研究的猶太科學家在戰後回到維也納，因為擔心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得不到製衡，把準備交給蘇聯特工的研究材料交給了莫小嫻，她藏匿了這些材料。 1960年代初，莫小嫻派遣手下借赴香港營商之機，將其藏匿的核子研究相關資料帶到中國。二戰期間，德國人把俄羅斯國寶琥珀屋從聖彼得堡運到普魯士的柯尼斯堡，二戰後不知所踪，有蘇聯特工懷疑它在莫小嫻的手上，到美國後的莫小嫻因此多次遭遇麻煩，其多位家人因此遭遇危險或身亡。
跨區域流動是主角莫小嫻生命歷程的主要特色。無論是莫小嫻的早期經歷，或是她參與革命進程的經歷，以及二戰後到美國創辦跨國企業，都是在跨區域和跨國的空間中展開的。在這一空間中展開的莫小嫻的人生歷程，有兩個值得注意的特點，一是相對於常見的家族史敘事，《琥珀》描述的是一個孤獨個體在不同類型的區域或全球政治社會網絡中活動的歷史；二是相對於常見的地方史敘事，《琥珀》脫離了主人公莫小嫻生活的本鄉本土，書寫了她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人生歷程。
以往有關二十世紀歷史的長篇敘事最常見的模式是以主角的家族歷史作為重心展開的。這些家族歷史敘述多數以本土本鄉為基本情境，少數以家族的異地流民為線索（《闖關東》、《走西口》等電視劇創作較為典型）。將家族史與地方史結合，敘述局部地區的歷史變遷，是三十餘年來華人作家的長篇現當代歷史敘事的主流模式。例如，較早的《白鹿原》即是將白家與鹿家的家族史與白鹿原的地方史整合在一起。這種敘事組織的方式既是對中國起伏的百年巨變的整體性敘事的重要探索，也有馬奎斯、福克納等域外作家的影響。
《琥珀》的敘事將莫小嫻抽離了其家族及鄉土環境，她作為一個孤獨個體撞入亞洲革命的跨國網絡之中。青年個體離開家族和鄉土參加革命，是二十世紀中國革命過程中常見的現象。從「五四」新文化運動以降，知識青年疏離傳統大家族，參與革命運動，開始跨區域甚至跨國流動的生活，蔚為風潮。國共兩黨的早期骨幹，多為走出舊家庭、告別鄉土、試圖創造新世界的流民。然而，家族史和地方史結合的當代主流敘事模式，偏好以固守一地的家族或家庭作為主要敘述對象，較少關註二十世紀中國革命進程中那些普遍的跨區域流動的人生狀態，與革命進程中的跨區域流動現象較為隔膜。家族史與地方史結合的歷史敘事模式，曲折地表達了當代市場社會有關財產所有權的主流社會意識，即強調家族趙續的重要性，其中最為關鍵的，是家族財產積累延續的重要性。 《琥珀》以晚年莫小嫻及其孫女琥珀等商業圈層為中心，敘述了當代全球化市場的跨國流動，並以此為背景，回溯青年莫小嫻作為個體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跨國和跨區域流動，讓戰爭年代的社會流動重新成為二十世紀長程歷史敘述的重要主題。
當代的全球化市場流動與上世紀革命年代的全球流動有著類似之處，前者是後者的一種“重複”，但這種重複意味著事件的獨特性。與赴美之後開始著手企業運營不同，莫小嫻赴美之前全球流動的主要依託不是家族產業，而是蘇聯、中國、日本等國共產黨人在二十世紀革命進程中所發展起來的跨國網絡；她成為不同陣營之間「橋樑」的自我意識，與家族產業的營造無關（此一時期她已跟隨共產黨參與的國家組織的主要發展是英國的主要國家。 《琥珀》中舉重輕重的人物康斯坦丁諾夫，在蘇聯的三個間諜系統（克格勃、紅軍參謀總部第四局以及後來解散了的共產國際）「布下的網絡比他所謂的構想更有價值得多」（《琥珀》第972頁）。小說也藉何年之子何作之口提到，莫小嫻曾是蘇聯著名特工、德國記者佐爾格1932年離開中國之前建立的遠東小組的一環。何作指出，儘管共產國際解散了，甚或蘇聯解體了，“但是那存在過的網絡不會憑空消失，反而變作辨識忠誠度的某種歷史證據”，“最後變成盤根錯節的關係網絡。”（《琥珀》，第1055頁）這些跨國網絡的建構，是康斯坦丁諾夫的人生目標。莫小嫻希望成為多陣營的「橋樑」的自我意識，可以看做這種目標的一種變體。 「橋樑」仍然意味著一個跨國網絡，差別在於，這是跨越不同陣營的連結網絡。在跨區域乃至跨國的網絡中流動，同時將此網絡建構作為人生與事業的目標，是上世紀革命年代全球流動的重要特徵。
在晚年莫小嫻及其孫女琥珀的視野中，家族及其財富積聚問題重新變得重要：琥珀對於其奶奶此前人生歷程的調查和了解，是其家族商業經營的一部分；晚年莫小嫻對其家族財產經營管理的安排，以及將娘家親戚的小孩前世培養，都是邪發展的籌劃。此一時期她作為“橋樑”，充當“化解乾戈的催化劑”、“不同陣營之間的緩衝”，也是以其企業經營作為基礎的。莫小嫻在紐約的家族企業經營，包含了試圖超越資本累積層面的努力，這是二十世紀革命進程在莫小嫻生命中打下的烙印。在小說的開頭（「引子」部分），在莫小嫻葬禮舉行之際，琥珀與老律師之間的對話和爭論，提示了這一微妙區別。琥珀認為，她奶奶“最後相信的還不是資本勝過一切，有了資本就有了話語權”，但老律師認為，“老太太的確覺得經濟上的合作能讓不同人走到一起來”。琥珀認為莫小嫻恐怕看錯了「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作用，這可能是一個實現不了的另一個烏托邦，全球化「哪有可能一勞永逸解決利益分配的問題——恐怕這塊大蛋糕越分越不均勻才是」。在琥珀看來，家人未必是她奶奶的主要關心所在，「她即便有胸懷去憂國憂民，但說到底對家人卻缺乏應有的心胸」。 （《琥珀》，第12-13頁）這番辯論以及全篇敘事顯示，莫小嫻的企業經營，仍然有著超越傳統家族及鄉土關係的特徵。一方面，莫小嫻試圖在經濟全球化的網絡中充當「橋樑」的願望，相對於先前在蘇聯跨國網絡中的情報工作，經歷了一個去政治化的過程。參考琥珀的批評，全球經濟整合並不能化解全球不平等問題，無法避免利益衝突與危機。另一方面，莫小嫻試圖建構或參與建構的全球網絡，並不是沒有政治能量的，這些網絡帶有較大的彈性，是推動全球合作的重要力量，雖然未必是決定性的力量。這是晚年莫小嫻仍有超越家族利益一面的基礎。小說有意識地呈現了問題的複雜性，也有意識地凸顯了全球網絡建構對於莫小嫻人生的重要性，以及她對於傳統的家族視野的突破。莫小嫻的人生意義的主要依托，不再是家族的趙續，而是與馬仲英的愛情、革命跨國網絡中的工作以及經濟全球化時代跨國網絡的構建。
成長的淡出與成見的凸顯
莫小嫻在跨區域和跨國流動中經歷了何種變化，其孫女琥珀在探究其人生歷程中的疑點的過程中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是觀察《琥珀》的敘事和思考深度的另一重要問題。
就個體的人生旅程與主體變化之間的關係而言，小說敘事中常見的情況主要有兩種，一是側重於敘述個體在人生歷程中的變化，所謂「成長小說」即是重要類型之一；一是個體在複雜的人生歷程中並無大的變化，個體對其人生經歷的觀察成為敘事者提供的重要視角和敘述基調。總的看來，《琥珀》對於莫小嫻和琥珀等人的敘事方式更接近後一種，莫小嫻的全球流動與其較為穩定的個體意識之間，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在其全球流動的過程中，莫小嫻的思想意識基本上沒有出現大的自我調整，她所經歷的周邊世界的劇烈變動塑造了其思想，但隨後人生的波瀾起伏對其思想意識的改變並不明顯。敘事者凸顯的是莫小嫻對於中蘇關係等議題的看法。
莫小嫻的父母一輩成長於晚清時期，深受梁啟超等倡導「中華民族」與國家意識的思想家的影響，其父親和舅舅有在復雜的政治格局中致力於建立獨立強大的中國的政治理想。其時蒙古尚未獨立，在追隨蘇聯的革命理想的過程中，莫小嫻的父親和舅舅反對唐努烏梁海獨立，不被進入唐努烏梁海的蘇聯紅軍看作自己人。他們後來因私通日本的間諜罪名死於蘇聯在蒙古的肅反運動中。莫小嫻與馬仲英的副官、後來成為其丈夫的杜以誠在1949年之後居留香港期間，曾有一番討論，莫小嫻指出，大清滅了，革命黨的“驅除韃虜”變為“五族共和”，大清的疆土承繼下來，此後付出許多代價，“中華民族”的龐大概念“”。她認為，自己的父親和舅舅可以說是為「中華民族」的信念死的。
莫小嫻承繼了其父輩的民族意識，反對並批評蘇聯在蒙古等議題上的霸權作為。這一看法主導了她對蘇聯的認識。在她看來，將前蘇聯在亞洲地區的介入（包括革命網絡的建構）視為與沙皇俄國沒有太多本質區別的霸權行動。在小說的敘事中，莫小嫻參與了佐爾克小組等紅色國際網絡的情報工作，但她並未將共產國際以及多國共產黨之間的國際網絡的跨國合作，與蘇聯在部分問題上的霸權主義做法進行必要的區分。在莫小嫻的這一視野之中，蘇聯與中國在革命進程中的複雜關係變得較為單一，似乎蘇聯在中國革命中的一切行動，無論是否主張國際主義或者有其他標識，都是戰略性的，主要目的在於實現其一國的私利。康斯坦丁諾夫在就莫小嫻與馬仲英問題給其所屬的蘇聯情報組織寫的報告中指出，馬仲英“年少氣盛，對蘇俄有成見，桀騸難馴”，莫小嫻“手段之高超非常”，“間接證明我當年眼光正確，實為值得利用之人”（《琥珀》，第9777頁）。敘事者從多角度描述了不同面向對莫小嫻的蘇俄觀的看法，「成見」是其中的重要判斷。
莫小嫻加入蘇聯的情報網絡，更接近策略性的選擇，主要是為了與馬仲英在一起。她在蘇聯接受訓練的時期參與跨國革命網絡，但對革命中的肅反與跨國關係中的不平等非常敏感，以疏離的方式表示異議。 《琥珀》的敘事強調鬼穀子的權變之術，暗示了莫小嫻接近乃至參與蘇聯情報網絡的權變特點，以自己的權變回應康斯坦丁諾夫的權變。她經歷過共產國際情報網絡的工作，但認同程度不高，更不是基於政治信念。麥家的《暗算》等小說的出現，帶動了諜戰小說在新世紀初期的興起，並推動了信仰議題在當代小說中的復歸。 《琥珀》承其餘緒，帶有諜戰色彩，而對信仰問題的探究在小說中不再居於重要位置。就信仰問題而言，在莫小嫻這裡，對於「中華民族」信念的忠誠，沒有對革命政治信念的忠誠的支撐。
與莫小嫻對蘇聯的認知相對照的，是她對美國的認知與態度。莫小嫻（及其孫女琥珀）對美國式資本主義的危機有所觀察和批判，莫小嫻同樣曾指出美國在處理中美關係時的霸權色彩，總體上則對美國有較高認同。這種認同在修辭上有突出表現，例如，莫小嫻在赴新疆的旅途中與美國傳教士伍德交流時，在“田納西”的發音中感到了“一種奇異的安詳”。莫小嫻對美國與蘇聯的看法，以民族觀念為主要政治信念的看法，都更像是思想意識更接近國民黨的情報人員。從當代的創作來看，莫小嫻這樣的人物並不是那麼另類，近年的影視劇中，常見這類思想意識接近國民黨陣營的紅色地下工作者形象。
敘述者透過莫小嫻的經歷，希望表達其對於中美俄等跨國關係的較為確定的看法，可以稱之為「成見」。成長的淡出與「成見」的凸顯，是《琥珀》的重要特點，這也是重述二十世紀革命的當代小說的常見特點。從二十世紀革命過程中的自我敘事來看，成長是最重要的主題之一。二十世紀革命進程中的“成長”，關鍵在於革命鬥爭（包括隱蔽戰線的鬥爭）往往形格勢禁，人們很難隨意按照自己的主觀願望行事，需要不斷根據具體情況作出調整。對局勢做客觀分析，並由此改變以往的“成見”，是二十世紀革命鬥爭中的一種常見的知識能力。例如，《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中的土改工作組組長文采從喜歡高頭講章到學會接近群眾、深入了解現實情況的變化，暖水屯青年程仁從瞻前顧後到形成明確判斷、果斷行動的變化，都是在具體政治進程中轉變認識的「成長」。在莫小嫻這裡，這種知識與思想上的調整較為少見，其觀念與部分情境之間的衝突較為突出，其個性由此顯得比較任性。二十世紀革命的自我敘述對成長進程的重視，既是強調革命主體鍛煉和形成的重要性，也是將個人認識變化與現實衝突之間的互動作為革命道路探索的有機組成部分；成長敘事在《琥珀》等當代作品中的淡出，則意味著敘述者主要是將革命進程作為革命道路探索的有機組成部分；成長敘事在《琥珀》等當代作品中的淡出，則意味著敘述者主要是將革命進程作為革命道路和評價的對象，無意切入革命進程內部那些最重要的衝突和矛盾，以及由此重新探索革命道路的可能性。